隋唐时期，儒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1、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发展和融汇：
隋唐时期，在国家分裂了近三百年以后重新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国家。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的政策，对儒、佛、道三教都予以扶持，儒、佛、道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隋末，道教徒积极参与了灭隋建唐的政治活动，到唐朝初年，李渊和李世民尊道抑佛，先道后佛，李世民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确立了道教的特殊地位。武则天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道教势力受打击。唐睿宗、唐玄宗父子二人迷信道教，道教优势又逐渐得以恢复。唐肃宗、唐代宗崇佛，道教势力再次衰退。到了唐武宗时，朝廷废禁佛教，独尊道教，第三次出现道胜于佛的优势。道教宣传清净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的“民本”、“仁政”思想、轻徭薄赋的要求有相同相通之处和异曲同工之妙，适应了唐初社会在大乱之后，天下初定，人心思治，统治者调整政策的政治需要。同时，道教也提倡佛教的“因果报应”，还鼓吹儒学的“忠”（忠于君主）和“孝”（孝敬父母），此外，还搞巫师的一套“长生术”，不仅适应了统治者麻痹人民的需要，也迎合了统治者追求长命富贵的欲望。
隋朝比较重视佛教，隋文帝广建佛寺，度僧尼出家，命人译经写经。李世民尊道抑佛，但他也敏锐地感到，宣传“因果报应”，鼓吹“与世无争”的佛教，也不失为可利用的工具，因此在过去的战场建造佛寺，以后又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序文，采取二教并重政策。唐朝有三次崇佛高潮，第一次是武则天时期，武则天曾利用佛教篡位，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进一步刺激了佛教的发展。第二次出现在肃宗、代宗时期。第三次出现在唐懿宗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国儒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佛教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性心性化，或者说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性化了。
2、儒学正统地位受到佛道挑战：
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得以各自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相互融合。在三教的争论和发展中，儒教日益处于劣势，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佛道二家的压力。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唐中叶以后，儒学大师韩愈和柳宗元等人率先提出要复兴儒学。他们在回应佛道挑战的同时，积极援佛入儒与援道入儒。韩愈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所提出以“仁、义”为儒学之“道”的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授谱系，并且自己以继道统自任，而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所有这些都启发后来的儒者以一种复兴儒学的意识。柳宗元以“阴阳元气”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并由此构筑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自然、社会伦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实开宋明理学之端绪。韩、柳等人企图建立一个能融汇“百家之学”的学说来取代佛、道的愿望，经由以“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氏二兄弟）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发展，到南宋的朱子可以说正式实现。
唐代儒学的发展：
隋唐时期，儒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阶段。首先，儒学发生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儒学同佛学的结合。儒佛结合，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以韩愈为代表。韩愈一方面极力排佛，另一方面却又悄悄地受到佛学的影响。韩愈的观点就是“治心论”和“道统论”。前者诉诸于自我意识，后者则主张信仰主义。明确地说就是，只要你内心认为封建名教礼法是神圣的，你就会遵循它，你就不会有不自在的感觉。这种信仰的力量就会使人的精神得到解脱，从而提高人们的自觉性，创造一个没有上帝，但使人信仰并由此产生力量的新宗教，或称之为儒教。但儒学并没有形成为宗教，在韩愈的思想中无此迹象。另一种类型以柳宗元为代表。他一方面公开赞扬佛教，另一方面却又利用和改造佛学的若干理论命题，建立起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他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佛教的教义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无害于封建伦理。其次，早期儒学与“人”的观念相联系的重民、爱民思想在唐代有所发展。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大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再次，就是儒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