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

商品输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到外国市场倾销，获取利润；资本输出是指帝国主义为获取高额利润对国外的贷款和投资，这是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之一。甲午战争以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以资本输出为主。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向中国资本输出的同时，还存在着商品输出，但资本输出占第一位。

今天我国政府引进外资与19世纪末清政府贷款的不同点：

1、从背景看，清政府的借款是在帝国主义加大对华进行资本输出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而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是在中国成为主权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下进行的。
2、从目的看，清政府借款是为了偿还战争赔款、“赎辽”费用以及满足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要求；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是为了弥补我国资金的不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3、从性质看，清政府的贷款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是奴役性的贷款；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
4、从影响看，清政府的大借外债，使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而今天我们引进外资有力地促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

《马关条约》的签订与民族危机的加深：

 1、西方列强侵华方式的变化：
（1）原因：
①《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
②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
（2）表现：
①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进入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
②由直接割地改为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租借地
2、民族危机加深的表现及危害：

《马关条约》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

1、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使日本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梦寐以求的扩张目标，并把朝鲜变成入侵中国的桥头堡。
2、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总共2亿3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括人民外，只得大借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
3、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同样享有这项权利。甲午战争后，列强便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沉重打击了尚未成长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4、四个新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航行特权的攫取，使各国得以深入长江流域广阔地区，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5、条约的割地规定，使中国失去大片土地，使数百万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之中。在帝国主义正在形成的19世纪末，这件大事成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信号，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主要表现：

西方列强通过资本输出（争做中国债主、商品输出、掠夺原料、土地、劳动力、争夺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开设银行等）、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来瓜分中国。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暂时缓和了列强争夺中国的尖锐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列强建立了共同宰割中国的同盟。

借款具有很强的政治奴役性：

甲午战后，为了偿付大量赔款，清政府被迫向帝国主义国家举借外债。清政府分别在1895年签订了“俄法借款”、1896年签订了“英德借款”、1898年又签订了“英德续借款”等合同。这三笔大借款，总计白银3亿两，加上利息共计7亿两。这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侵略性的政治借款，与清政府在甲午战前和战时的外债有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俄法借款”，以中国海关收入税款及存单为抵押，关税收入有首先担保归还的义务。附款又规定，如果中国不能如期付还本利时，由俄法银行团代为继续付给，但中国应另许俄国以别项进款加保；至于另商加保之事，“应由两国大臣在北京办理”。这已超出金融保证范围，而另含政治意义。
第二，“英德借款”合同第七款规定：“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要求中国海关制度，在借款未清偿以前，按照现状，不作任何改变，亦即保证英国人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现行制度不得变更，保持英国已攫取的中国海关行使权。
第三，甲午战争赔款的最后1亿两，应于1898年5月8日以前交付。清政府于1897年6月命李鸿章着手办理借款。李鸿章主借俄款，张荫桓主借英款。
沙俄提出的借款条件是：
1．沙俄借款用以建筑并管理满洲及中国北部之铁路；
2．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空缺时，中国须聘俄人担任；
3．以海关税收为担保，不足时以地税、厘金为抵押。英国提出类似条件，加上长江流域不割让与他国和开放大连、南宁、湘潭为商港，外国商品在各商埠免纳厘金等。
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借款，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扩张了在华的政治势力，中国的灾难日益严重。

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银行：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银行分行主要有：英国的有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英国为了在中国进行铁路投资、输出资本，1898年将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合组为中英银公司。其任务是：掌握中国政府的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投资于铁路和矿山；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操纵金融，独占外汇。这些银行变成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中国的大本营，控制了中国的贸易和金融。

帝国主义争夺路矿权：

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对中国铁路、矿山的投资权和修筑权进行激烈争夺。某国得到某路的投资修筑权，其势力随之渗透到该路本身及沿线地区，而使该地区成为它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争夺路权往往发展到争夺矿权，争夺矿权有时又发展为争夺路权。

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设工厂：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纷纷开设工厂。《马关条约》第六款第四项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待豁除，亦莫不相同。”1896年，“中日公立文凭”第三款又规定：“日本政府允中国政府任便酌量课机器货物税饷，但其税饷不得比中国臣民所纳加多，或有殊异。”这样，帝国主义根据片面的最惠国条款，就可以在中国开设工厂，并且这些工厂又取得与华资工厂及洋货的同等待遇。在所建工厂中，有矿冶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食品业等行业，这些工厂大多集中在上海、直隶、奉天等地，如英国的增裕面粉厂、和丰船厂、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协隆纺织局，美国的鸿源纱厂、美国烟草公司、美国机器碾米厂、通兴煤矿，德国的瑞记纱厂，日本的云龙轧花厂等。
外国工厂在中国的设立，一方面把中国变成它们工业品的独占市场；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它们的需要，使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一次学习西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影响深运的思想启蒙运动。从根本上说，戊戌变法是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的直接产物。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就已经开始侵夺中国的领土，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给英国，开创了西方列强割占中国领土的恶劣先例，1860年英国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的九龙司。大约同时沙皇俄国则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东北、西北地区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周边邻国陆续被西方列强侵略或占领，列强虎视眈眈，又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中国的边疆地区，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疆危机，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正是边疆危机的延续和恶化。
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了垄断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定，资本的输出成为这一阶段的新的特征。西方列强除了继续向海外寻找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外，也开始寻找资本输出场所，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列强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的新的更大规模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亚洲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迅速强大了起来，并制定了征服朝鲜、中国乃至世界的狂妄计划。日本称霸东亚的企图与俄国的远东利益发生冲突，日、俄在远东地区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日俄矛盾的尖锐鲜明地反映在三国干涉还辽这个问题上）
日本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于1894年7月蓄意挑起了中日战争，战火很快从朝鲜蔓延到中国境内，次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使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下降，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马关条约》给中国社会带来空前的危机。清政府被迫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使日本称霸东亚的初步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增开沙市、重庆、杭州、苏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商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并将产品销往中国内地。
《马关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所有列强的根本利益。各国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与日本同样获得了新开四口岸的各项特权，特别是允许外国厂商在各口岸投资设厂的条款，极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的输出；从此外国商人直接在中国开设工厂，直接利用廉价原料及劳动力，并将产品直接销往中国内地，赚取了更大利益。可以说《马关条约》这一条款即是日本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迎合了所有列强的需要。这正是其他列强所盼望的。特别是为了偿还巨额外债，清政府被迫以牺牲一些权益为代价，向西方列强三次大借款，从而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力量。戊戌变法的兴起和展开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因此，从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变法自强的戊戌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