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重重的邻国：
矛盾重重的邻国：
1、领土争端。
两伊之间最突出的领土争端源于阿拉伯河的划界问题。阿拉伯河是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汇流而成，最后注入波斯湾。全长205千米，其中100千米在伊拉克境内，10千米为两伊界河。围绕这条河的争夺由来已久。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曾在阿拉伯河一带展开激烈争夺。后来，英、俄等国也把争夺的触角伸到这里，插手阿拉伯河的划界成为它们体现自己势力存在的一种方式。1913年，在英、俄裁定下，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签订了《君士坦丁堡议定书》，一年后确定了在阿拉伯河上的边界走向。除一段外，两国边界都以靠近伊朗一侧的浅水线为界，整条河流的主权属于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该河的主权归独立的伊拉克所有。1937年，两伊通过条约对边界做出调整，在伊朗的阿巴丹附近两国边界以靠近伊拉克一边的深水线为界。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和石油资源日益重要，伊朗和伊拉克的竞争趋于激烈，伊朗越来越不能忍受这一重要油运航道为伊拉克所控制。1969年，伊朗国王巴列维单方面废除了1937年条约，导致两国断交。1975年，双方一度达成协议，同意以阿拉伯河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水上边界，为此伊朗应让出原属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共300平方千米，作为伊拉克因水上边界改划受到损失的补偿。但伊朗并未履行协议，迟迟没有把上述地区交给伊拉克。伊拉克对此极为不满。1980年，伊拉克萨达姆总统宣布废除1975年协议。两伊边界领土争端骤然升级。
2、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
两伊正好处于两大文明的交汇处，伊朗继承了古波斯文化传统，伊拉克属于阿拉伯文化圈。两伊虽然都信奉伊斯兰教，但教徒却分属两大教派。95%的伊朗居民属于什叶派，伊拉克有60%的教徒也属于什叶派，但国家政权长期掌握在逊尼派手中。两派在对宗教教义的解释上存在不同，对政权的态度也不同。简单地说，什叶派更推崇和信奉宗教领袖，而逊尼派更愿意服从政权。1968年逊尼派的复兴社会党上台执政，建立一党统治，自然对国内的什叶派穆斯林高度警惕并严加限制。而此时，伊朗的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正流亡伊拉克，并在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中享有极高威望，被伊拉克什叶派反政府力量推崇为精神领袖。这就引起复兴党政府的不满与敌视。1978年，伊拉克政府将霍梅尼驱逐出境。 1979年对两伊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年。年初，伊朗爆发了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成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成为最高精神领袖，是实际的国家领导者。年中，萨达姆出任伊拉克总统，开始了长期的铁腕统治。霍梅尼掌握政权后，提出要建立高于世俗政权的宗教统治，严格按照古兰经教义行事，对外抵制西方的一切影响。霍梅尼主张对外输出这种“伊斯兰革命”，在中东各国什叶派穆斯林中造成强烈影响，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首次公开要求实行社会革命，改变政治制度，这给伊拉克政府增添了巨大压力。萨达姆上台后，更是视“伊斯兰革命”为国家安全的威胁，一方面对国内的什叶派进行严厉打击，另一方面，要利用伊朗革命后政局尚不稳定的时机，先发制人，对伊朗给予打击。
3、国际社会的态度。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主张，特别是对西方世界的全盘否定态度，使西方国家深表忧虑。特别是美国，自然把伊朗视为自己在海湾利益的最大威胁者。遏制和打击霍梅尼势力的增长与扩张，成为西方国家的一致目标。
两伊战争爆发的原因：
伊朗对外输出革命仅仅是两伊战争的导火线，但对这一导火线仍有必要作深层次的分析。人们注意到，1980年4月就在两伊之间发生一系列边界冲突后，伊朗便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号召伊拉克的穆斯林立即行动起来，推翻伊拉克复兴党政权。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对伊拉克国内形势错误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流露出伊朗领导人在革命胜利后的某种宗教狂热和自信。
首先，它错误地断定伊拉克会发生全国性动乱。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是霍梅尼在客居纳杰夫时个人的亲身经验。当时在国际伊斯兰复兴浪潮的冲击下，伊拉克南部连续多次发生什叶派穆斯林民众的反政府示威，但在伊拉克政府的严厉打击下，很快便扭转了混乱局势。纳杰夫作为伊拉克南部什叶派的中心，其宗教学者反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在全国不具代表性，用个别现象来代表普遍现象，是认识上以偏概全的谬误。
其次，它错误地估计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社团的实力。什叶派信徒约占伊拉克全国总人口的60%，他们对政府的不公正待遇一直存在着不满情绪，但什叶派社团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明显的差异。由于什叶派信徒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他们彼此之间不仅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态度，互相之间也有利益冲突。因此，无视什叶派内部的复杂性、差异性，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具有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的观点，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谬误判断。
第三，它错误地估计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群众基础。美国和西方的一种流行观点是把复兴党政权看作是靠强权维持的独裁政权，似乎它毫无群众基础。霍梅尼也持有类似看法，认为萨达姆政权和被推翻的巴列维国王一样的脆弱，一场全国性的民众暴动便可轻而易举地将其埋葬。这种片面观点忽略了70年代以来伊拉克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税收的大幅度增加，伊拉克政府增加了对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行业的资金投入，国家在资源的均衡分配上发挥了更突出的作用，使南部什叶派省份与北部逊尼派三省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明显缩短。什叶派居民的物质福利得到改善，“南贫北富”的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善，什叶派这些巨大的变化表明，即使在南部什叶派穆斯林居民中间，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那种把什叶派简单地一律看作是反复兴党政府的政治反对派的观点，是缺乏事实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