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统治时期积极友好的开放政策以及因此形成的中外经济和文化频繁交往、相互影响与促进的繁荣景象。

友好开放——导致对外交往盛况空前的对外政策：

1、唐朝对外交往盛况空前：
2、原因：一方面：贞观时期，国力增强，文化先进，对外交往具有强大实力另一面：唐太宗对中外交往采取积极友好态度，对中外文化采取开放政策。
a、重视友好来往；（唐朝政府在六部下专设鸿胪寺作为接待外国使者的官方机构。）
b、鼓励外国人来华；（鼓励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不允许官吏加重税收，允许他们在中国居住、做官，与中国人通婚）
c、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例如对外来宗教，像玄奘西天取经，为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巨大贡献；又如对外来精华，选择性地吸收）
3、影响：
a、唐太宗对外来文化采取兼收并蓄方针，为中国文化增添多元色彩；
b、唐朝先进文化向外传播，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c、物产交换、技艺交流、促进亚洲各国的文化进步，也间接影响欧洲文化的发展；
d、推动日本改革，大大促进了日本的封建化进程；

友好开放——导致对外交往盛况空前的对外政策：

在唐太宗推行的友好、开放的对外政策之下，政府设立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并设置翻译人员，为往来沟通提供便利。此外还修道路，开驿站，保障内外交通顺畅。唐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访使节往来络绎，对于各国使者，唐太宗以礼相待，唐朝出访的使者也受到各友好国家的迎接。唐太宗鼓励边疆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来唐内地经营，唐朝较大的城市都留有外国商人的足迹。盛唐时代的长安城，欧洲、中亚各国人、四夷的胡族人、葱岭东西的西域人往来熙攘，是一座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
唐太宗的对外开放政策也表现在文化上的广泛交流。贞观时代的唐文化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包括学者、艺术家、医师、工匠、留学生、宗教徒、官员，他们肩负汲取中华文化的使命，竞相来唐。长安的国子监和太学有高丽、百济、新罗、渤海、日本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把当时先进的唐文明带回国去，促进了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如日本孝德天皇大化元年（645年，唐贞观十九年）的大化改新，就是仿照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根据《唐律》内容制定了《大宝律令》；参照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法。此内容建议教师可以日本大化改新作为典型例证，说明唐文化的辐射作用。
中国各方志士也相继出访周边国家，如僧人玄奘到天竺（今印度）取经是太宗时期最可大书的典型例证。玄奘俗姓陈，名祎，生于儒学世家，出家后法名玄奘，敬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在游历各地，遍访名师之后，玄奘决心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求法。玄奘于贞观二年（628年）启程，历时18年，行程5万里，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时，带回各种佛经657部。唐太宗于洛阳召见玄奘，并敦促他将所见所闻撰写成书。于是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执笔，于次年完成了十余万字的《大唐西域记》。此书记载了东起我国新疆、西至伊朗、南到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到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自然地理、动植物情况，是研究中世纪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和克什米尔地区及我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唐太宗还诏令房玄龄等人，“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在弘福寺翻译佛经，并修正以往翻译的讹误，佛学由此大为兴盛。
唐太宗对外来文明兼容并蓄的态度，大大增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的结果使中国与各国均获益良多，物产交换、技艺交流，促成亚洲各国的文明进步，也间接影响了欧洲的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