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问题。 灾难，我们拒绝遗忘 鸿篇巨制《一九四二》被冯小刚视为其导演生涯中最严肃、最沉重、最具分量的作品。而对于小说作者和编剧刘震云，《一九四二》已经不是一部简单的灾难片、历史片，而是对一个民族精神支点的追寻和叩问。 遗忘比灾难本身更震撼人心。 记者：在您所有作品里，《温故一九四二》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一方面，他与您通常惯于描述的当代现实生活相距遥远；另一方面，类似采访手记的纪实风格也在您的作品中独树一帜。20多年前，是什么让您产生了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冲动？ 刘震云：作者与作品的相遇，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温故一九四二》创作于1990年左右，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写过非虚构类作品。那一年，我的朋友钱钢准备编一本《中国灾难史》，希望从中看到中国人是如何从灾难中走出来的。1942年，他选择了当时最严重的灾难—— 河南旱灾，并把这个灾难的写作任务交给我。作为一个河南人，我竟然从不知道1942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旱灾。一个人的去世是去世，许多人的去世就是数字了。钱钢告诉我，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迫害致死的有100万人，1942年河南就有相当于3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死于旱灾。更令我震惊的是，当我向这场灾难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问及这场灾难时，却发现他们无不选择了遗忘。这样的震惊和疑惑，迫使我进入对1942年的探究和写作。 记者：不管小说还是电影里，美国记者白修德都像是创作者进入历史、接近真相的一双眼睛。他在1942年的采访里发现了比自然灾害更残酷的真相，您在这个探寻中发现了什么？ 刘震云：我把1942年放到历史的长河里，发现历史上河南的旱灾非常频繁，从东周到1942年，基本上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比较大的旱灾，而每次旱灾的记录里都有人吃人甚至更惨的景象。这样的记载，头一次看触目惊心，看多了就习以为常了。这也回答了我心里最初那个问题——为什么这场灾难的亲历者选择了遗忘。我还有更多的发现，也就是白修德的发现——300万人的死，不仅仅是因为自然灾害，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战争和政治环境。 生死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凉 记者：从小说到电影，在这些具体人物的塑造中，您最在意的是什么？ 刘震云：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将1942年从历史中打捞出来，再放在亲历者面前，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在美国或者欧洲，一个人在临死之前一定会追问：“我为什么死了？”但是河南人没有，他们在死亡面前表现得坦然，这是他们人生最后也最大的幽默。 为什么坦然？因为生活里严峻的事实在太多了，人的心就变成了一块铁，这块铁如果就这么硬着，磕在石头上就破碎了，但坦然和幽默把这块铁化成了水，它变得柔软了，也就不会破碎了。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老张要饿死了，饿死的时候他没有想起日本人、没有想起蒋介石，他想起了好朋友老李，但老李三天前已经饿死了。老张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这个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凉。对于灾难里的河南人来说，什么战争、国家、元首都不是重要的，只有他身边的人是重要的。 好的创作者应是平等的倾听者 记者：在小说里，您肯定了揭竿而起的精神是民族生存下去的希望；而在电影里，您用更多细节赋予这个故事人性的温暖。这种变化，是否说明了您在创作中的一种态度？ 刘震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跟小刚一直觉得要特别注意表达上的节制。所谓节制，就是在面对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做到不煽情，不要有过多的台词和表演。创作者绝不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尤其在面对这样一个题材时，创作者是站在70年后优越的生活里揭灾民的伤疤，这是非常残忍的。我说过，真正好的创作者，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倾听者。 记者：在极端环境里，人内心最本真的东西往往最容易体现出来。这种本真，有时甚至是支撑一个民族存活下去的精神支点。在1942年，您认为支撑河南人甚至中华民族生存下去的支点是什么？ 刘震云：《一九四二》揭示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灾民、日军、国民政府、美国人……他们之间互不见面，但灾难使所有人既有的位置都发生了变化。 对当时的河南人来说，生存依靠的已经不是信仰，而是本能。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间那点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电影的最后，老东家发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为什么我要逃这个荒？”他遇到了一个跟他一样失去亲人的小女孩，瞬间互相成为亲人，如果不是在1942年那个极端的环境里，这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变异的状态里，人心里的精神支点得到了最大的彰显，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原因——那份亲情，那抹人与人之间善良的光芒。 （人民网2012年11月29日 刘阳 ） 小题1:下列对作品有关内容的分析的概括，正确的两项是（5分）( ) ( )
小题2:为什么说《一九四二》已经不是一部简单的灾难片、历史片？（4分） 小题3:通过记者采访，你从刘震云身上看到了什么精神？请简要分析。（6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