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新解 吴康零 汉代饮酒之风盛行，不仅官吏、富豪、文化墨客饮酒，一般百姓甚至奴仆也普遍饮酒。王褒《僮约》就曾严格限制奴仆饮酒的数量，“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杯覆斗”。当时城邑中出现了专门酿酒的作坊，市场上设有销售酒的商铺，路边道旁开有沽酒的小店，路上常见推酒的独轮车和挑酒的挑夫。在这幅酿酒、售酒、饮酒图中，“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千古佳话。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是我国汉赋的奠基者。汉景帝时曾担任武骑常侍，后东游梁国（西汉封国）受到梁孝王的热情接待，写了《子虚赋》等名篇。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返回成都。因家贫，受临邛令王吉之邀到了临邛（今邛崃市）。一次，临邛巨富卓王孙大宴宾客，邀请县令王吉与司马相如参加。酒酣，王吉请司马相如演奏古琴。相如知道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才貌双全，丈夫死去不久，正寡居家中，于是拨动琴弦，弹奏了一曲《凤求凰》。卓文君早就仰慕司马相如的才华，听到相如奏出的琴音中含有挑动之意，又从窗户中窥见了相如的翩翩风度，于是二人通过琴音产生了爱情。一天深夜，卓文君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投奔司马相如住处，二人结伴驰归成都。卓王孙对女儿的叛逆行为十分气愤，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一钱不分也。”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成都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不久便一起回到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感到丢了面子，杜门不出。后经昆弟诸公反复劝告，卓王孙才改变态度，“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这段史料，《史记》和《汉书》均有记载，内容基本一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据此，通常的理解是，他们在临邛开了一家卖酒的小店子，卓文君坐在柜台内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负责跑堂刷洗酒碗酒杯。这种理解，未必妥贴。因为，《汉书?司马相如传》说他们“尽卖车骑，买酒舍”。这“酒舍”，可以理解为既酿酒又卖酒的酿酒作坊，即通常所说的前店后坊，自酿自销。既然西汉时期的“甘酒”可以“一宿而熟”，而东汉画像砖《酿酒》图上搅拌酒糟的又是妇女，说明妇女酿酒在当时是普遍现象，聪明能干的卓文君很可能就是一名酿酒高手。司马相如身穿犊鼻裈（围裙或裤子），“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既表现了司马相如“大不拘”的“名士风度”，又说明他们所开的“酒舍”还雇佣了若干名酿酒卖酒的小工，并不是规模很小的夫妻店。至今邛崃市内还有一口“文君井”，相传卓文君即从井中取水酿酒。如果只开一个零售酒店，而当时的酒，所含酒精浓度本身就低，再从井中取水往酒里注，那还有什么酒味呢？如此说来，司马相如在临邛开的是一家自产自销的酿酒作坊，卓文君应当是“文君酒”的创始人。 成都的琴台，相传是司马相如的故宅，唐宋时期为成都名胜古迹，宋以后荒芜不存。明代觅址修建的琴台，已非故址。当年的琴台在哪里？说法不一。据专家考证，大约在今通惠门附近的东南面。后来的好事者，多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再次返回成都后，曾在“琴台卖酒”。梁载言《十道志》复谓“琴台即相如与文君卖酒处”。此说大谬。因为，《史记》、《汉书》都说“文君当垆”之地在临邛而非成都，更何况他们已经得到卓王孙的资助，回成都即“买田宅，为富人”，何必再去卖酒？今日成都琴台路上的“文君酒家”，自称即为当年文君卖酒之处，显然是一种商业炒作。 （选自《巴蜀文化研究通讯》） 小题1:本文是对“文君当垆，相如涤器”一说的新解，那么，作者不同以往的观点的一项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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