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2010年，“东方主义”话语方式改变的契机对近代中国影响及干扰最大的西方文化理论，是美国学者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所谓“东方主义”是西方统驭东方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由传教士开始，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扩大，到19世纪定型，建构成一种优劣对比的知识体系，通过教育、媒体以及留学生，向全球扩散，这种话语方式本质上就是强弱不对等所造成的。强者对弱者永远有说三道四的权力，反之则不然。它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弱者会被教育得产生“自认劣等意识”。
　　东方民族里，对“东方主义”的反省，伊斯兰知识分子较有成就，但也较为悲观。英国学者透纳曾经指出：“东方主义的终结，必经视野和典范的巨大重塑，但这种知识的重建只能产生在西方与东方政治关系出现主要改革的条件下，经济的改变需要权力的改变。”而显然今天的伊斯兰世界无法拥有这样的条件。退而求其次，透纳希望人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保持“精神的冷静与慷慨”，抛弃东方主义赖以存在的人们自认劣等的前提，但这种话说得容易，要东方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保持慷慨不挑剔，那不是千难万难？
　　而中国人的“东方主义”经验，与伊斯兰世界相比，在归属程度上并不稍逊。在17世纪时中国犹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而后即每况愈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均所得只有欧洲的0.75%，对人说三道四成了西方理所当然的特权，中国似乎有一种“中国性”，这种较为劣等的元素存在，乃是中国落后、停滞的原因。
　　但这种情况近年来有了改变。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专家在谈到亚洲新秩序时开始有人提出中关“共管”，这就是现实权力改变所造成的自然结果。真正值得体味的，乃是弱者现实权力的改变，它必然会向话语权这个方向渗透。于是2009年《时代》杂志肯定起中国来，并认为中国的高瞻远瞩、重视教育和孝道等五点可堪借鉴。
　　话语的改变除了涉及权力外，也和话语双方的主观期待有关，因此外国的说法变了，是否希望中国慷慨地拿出外汇来帮忙？或是希望中国在减碳上让步？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西方对中国的说法变了，这只是个开始。西方的“东方主义”说法流传长久且已建制化，要真正实现对异文化的尊重，非好几个世代不可。西方选择性地说中国好话，可以欣慰，但大可不必志得意满，西方和中国一样，要努力改变的多着哪！此外，西方对中国的话语方式逐渐改变，至少等于瓦解了中国的“自认劣等的意识”。往后中国人，特别是学术文化界脱离了“东方主义”的诅咒，已有可能更客观地对待自己。
1．下列关于“东方主义”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