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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人重还是人以文重？ 罗志田 |
| 中国古人重立功甚于立言，两者兼具的读书人，或文以人重，或人以文重，却未必是自己的选择。 中国古人对历史人物的地位，有一评价次序，主张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最后立言。所以《史记》中列传的首篇是《伯夷传》，讲述伯夷和他的弟弟叔齐的故事。两人反对周武王以方伯的身份领兵攻打其君主商纣王，到周武王灭商而成为君主后，他们遂不食周粟而饿死。这样在事功上没有多少表现之人，仍可因其人格力量体现的意义而纳入历史记载，并领衔《史记》之列传，可知古代的历史意义，不尽取决于事功。历史记忆的重要，体现在《易经》所说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不过，“德”既有跨越时空的通达一面，往往又是与时俱进、随地而异的。能历久不衰而长传的道德典范不多，因“立德”而青史留名的例子也很少。加以中国历代皇帝都想要作之君作之师，所以士人自然也多朝立功立言的方向努力。大体上，真能两者兼具的读书人，重立功仍胜于立言。 吴稚晖曾论历史人物说，“如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简言之，司马迁和苏轼，更多是人以文重；而司马光和王安石，则其事功足以传世，其立言方面的卓绝，便不起决定作用。 吴氏一生历经求学、革命、为官、著书，立功亦复立言。观其于历史人物的见解，大致本乎立功、立言次序的古训，揭示出向以反传统自居的他，在安身立命处也深受传统浸润。复因其阅历丰富，老于江湖，故论事论人，眼光老辣，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 与吴稚晖关系不错的胡适，少时不仅有意“立功”，且也有“立言”之意，留学时即拟在诗文上下功夫。而其安徽同乡梅光迪，则希望胡适像韩愈、欧阳修一样不“以文士自居”。梅先生甚至说，“文以人重。文信国、岳忠武诸公，文章皆非至者，而人特重其文”；若事功不足甚至“大节有亏”者，其当世文名虽盛，却难为后人所记忆。故希望胡适“抱定为学之旨，读尽有用之书，而通其意，将来学问经济，必有可观’。只要坚持“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 立功与立言之间那种略带竞争的紧张，虽近代新人物亦不能免。史家蒋廷黻出身教会学校，又是留学生，然“上进”之心不弱。北伐后他曾以清华教授身份晋见外交部长，在办公室外静候数小时，而其兴不衰（若是他的清华同事陈寅恪，必早已拂袖而去）。据毛子水说，蒋氏晚年时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没直接回答，反问李济：“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司马迁和张骞的知名度，在不同的人中间是不同的。也不知道蒋氏心中究竟倾向于何人。或许他自己也是犹疑的，但他的选择是明确的——他不重快乐，而希望知道他的人多。从蒋氏的后半生看，他更多已弃司马迁而就张骞。不过，今日大家记得的蒋廷黻，恰是他或不看重的史作；而他曾向往的事功，则久已淡出我们的历史记忆。一个期望文以人重的人，最后仍不出人以文重之类，或许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吊诡？（文字有删改） 1．下列关于文中“文”与“人”的关系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古代既重立功又重立言的读书人，最终会以“文”还是“人”而被世人看重，往往不以他们的选择为转移。 B．在王安石身上，“人”足以传世，“文”也堪称卓绝，但他名留青史的原因中，“人”的作用远大于“文”的作用。 C．“人”和“文”表现出的略带竞争的紧张关系，不仅体现在古人身上，就是那些近代新人物也难以摆脱。 D．在作者看来，创造历史是为“人”，写历史是为“文”，前者所获得的精神上的快乐当然要比后者多一些。 2．下列能证明“真能两者兼具的读书人，重立功仍胜于立言”这一观点的一项是（ ） A．伯夷和他的弟弟叔齐因其人格力量体现的意义而被纳入历史记载，并领衔《史记》之列传。 B．吴稚晖评论历史人物认为，司马迁靠一部《史记》，苏轼凭借诗文集而扬名立万，更多的是人以文重。 C．吴稚晖一生立功亦复立言，因其阅历丰富，老于江湖，故论事论人，眼光老辣，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 D．史家蒋廷黻出身教会学校，又是留学生，然“上进”之心不弱；他的后半生更是弃司马迁而就张骞。 3．下列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德”既有跨越时空的通达一面，往往又是与时俱进、随地而异的，因此能历久不衰而长传的道德典范不多。 B．最终的结果是“文以人重”还是“人以文重”往往取决于当事人“重立功”还是“重立言”的主观愿望，也受制于史学家的解读。 C．梅光迪认为，若事功不足甚至“大节有亏”者，其当世文名虽盛，却难为后人所记忆。他的观点很好地诠释了“文以人重”的观点。 D．蒋廷黻属于那种可以牺牲快乐、期望创造历史的人，与他的清华同事陈寅恪有着不同的人生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