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几段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还回被割断的地名历史 刘洪波 据测算，湖北襄樊更名为襄阳，仅更改公章、牌匾、地图、证照等费用将不下亿元。这说的只是更名成本，而且是直接可见的成本。还有另一个看不见的成本在心理：对一些出生和成长于“襄樊”时代的人来说，地名的变化，会产生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然而。无论直接的经济成本也好，还是间接的心理成本也好，如果更名是合理的，那么长远而言，不是大问题。只是提醒人们地名更改总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襄樊有60年历史，襄阳的历史是2000多年。襄樊源于襄阳与樊城，得名于l950年。那正是一个政权的初生期，襄樊隶属襄阳行署。此时襄樊为市名，或有区别于行署名称之意。但'-3时及后来很长时间，行署与治所名称相同的并不少见。两地各取一字以成新名。其实使我更容易想到“晋绥”“鄂豫皖”“湘赣”等根据地命名之法，这算是一种新的地名文化吧。尽管像武昌与汉口、汉阳合称“武汉”，这种情况也前已有之，但几个地名各取一字合成新名，确比根据地命名更为普遍。 地名一旦生效，影响当然巨大。一切历史，在新地名下书写；更重要的是，生老病死在新地名下完成，从而地名也变成很多人个人的历史。然而，每一次新地名生效，这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寰樊”从无到有，同样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在政权初生期的兴奋中，人们对这个地名确曾有过“非驴非马”的感受。 但无论如何，行署襄阳仍然作为一个大地名存在，尚可使地名的历史温情延续。后来撤销行署，襄樊驾乎其上，襄阳仅为城市的一个区名。历史地看，襄樊替代襄阳，可视为地方命名上的一次篡夺，时任市委书记表示当时“缺乏文化传承理念”，就是这个意思。而另一个考虑，即“为了照顾襄阳和樊城两地干部的情绪”，作为曾经发生的历史，可令人哑然无语。在湖北，考虑两地情绪的地名，更荒唐的无过于“荆沙市”。这个在荆州与沙市的地市合并中专为照顾情绪而搞出的非驴非马的怪物，很快终止。两年之内，招牌两换，直接成本可谓高昂；但还是要看到，毕竟迅速变回“荆州市”，尚不至于如“襄樊市”这样，又制造了几代人的心理代价。 湖北襄樊复名襄阳，与其说是引起地名更名的新一轮风潮，不如说是引起人们对地名文化的关注。地名作为一个地方的标志，被视为最便捷、最具影响力的名片，从而成为不少地方用心琢磨的对象。更名本身有改旧布新的快感，一个简单的理由就能产生改名行动，我的家乡，原称沔阳县，县改市时，更名为仙桃市，据说是因为“沔”字难写，而且音近“绵阳”。更多的地方为“擦亮旅游名片”而改名，确实收效可观，而且旅游地点本身也大多具有文化内涵，这类改名中只有“黄山”替代“徽州”使人有些怅然若失。 换名需要多少成本，会带来多少收益，不足以衡量改名是否合理，而只能证明改名需要慎重。地名，更重要的是传承一份历史的温情。每一片土地，都曾经有无数代人生活，诗文歌赋、地方史志、记忆积淀、乡关所寄，依托于此，使人知道历史的厚度、大地的坚实，并产生地方认同、乡情史思。 当然，每个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不一致，不是所有改过名的都需要复归。但总体上说，如果可能，应该尽量还回被割断的地名历史，不成功的改名比比皆是，不能受制于几十年、十几年的误植而怕花钱。没有改朝换代，地名天翻地覆，这样的情况，历史上怕是少有。几十年前，张奚若指责“轻视历史，迷信将来”，近些年的地名乱象，也算是一个表现。 (选自2011年1月28日《凤凰博报·刘洪波的博客》) 小题1:根据文意，下列对文章首段所说“巨大的代价”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