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学者的人间情怀 (陈平原) 中国传统士大夫追求内圣外王，做官是正途。只有做官，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可能实现，故读书人很少满足于单纯的“清议”。民国以来，一方面是仕途不大顺利（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一方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输入，不少读书人不再以做官为唯一出路，而是发展其文化批判性格（近乎“清议”）。当官的固然看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看不起当官的，起码表面上形成了两种读书人间的对峙。清流们将政治视为肮脏的勾当，将学者文人的从政称为“堕落”，其结果只能人为地扩大政治权威与知识集团的距离。我主张有能力有兴趣的读书人不妨从政，只是不该顶着“管理教授”或“管理研究员”的头衔，那显得对“政治”缺乏诚意和自信。读书人从政，切忌“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样必然一事无成。 相对来说，知识者比较容易认同或欣赏学者（述学）和舆论家（文化批判）的角色。但这两者也自有其困境。本世纪初到抗战以前，好多知识分子自办报刊书局，形成了一种制约政府影响决策的舆论力量。从事这一活动的知识者，主要起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如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还有办《京报》的邵飘萍、办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力主教育救国的陶行知等，也属这一行列。这些“舆论家”（借用胡适的概念），可能并非专门学者，也不从事直接的政治运作，而是以民间的文化人身份对社会发言，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 其实，从政或议政的知识者的命运，并非我关注的重心；我常想的是，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这里有几个假设：一、在实际生活中，有可能做到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二、作为学者，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政治；三、学者之关心政治，主要体现一种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责任。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家和意识形态色彩不太明显的学科的专家，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比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都是既述学又议政，两者各自独立互不相扰。可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就比较难以做到这一点。 政治家要求学术为政治服务，这可以理解；有趣的是，中国学者也对“脱离政治”的学术不大热心，即便从事也都颇有负罪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的人格”，可任公先生首先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并非只是受制于启蒙与救亡的冲突，更深深根植于中国学术传统。作为学者，其著述倘若无关世用，连自己都于心不安。东林党人的“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写照，难怪其对无关兴亡的纯粹知识普遍不感兴趣。在已经充分专业化的西方社会，知识分子追求学术的文化批判功能；而在中国，肯定专业化趋势，严格区分政治与学术，才有可能摆脱“借学术谈政治”的困境。 当然，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我不谈学者的“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而是“人间情怀”，基于如下考虑：首先，作为专门学者，对现实政治斗争采取关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态度。并非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读书人倘若过高估计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除非不问政，否则开口即露导师心态。那很容易流于为抗议而抗议，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其次，万一我议政，那也只不过是保持古代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会交给的“责任”。也许我没有独立的见解，为了这“责任”我得编出一套自己也不大相信的政治纲领；也许我不想介入某一政治活动，为了这“责任”我不能坐视不管……如此冠冕堂皇的“社会责任”，实在误人误己。再次，“明星学者”的专业特长在政治活动中往往毫无用处——这是两种不同的游戏，没必要硬给自己戴高帽。因此，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若如是，则幸甚。 （1991年4月中旬（初刊《读书》1993年5期）） 小题1:下列说法中不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5分）
小题2:根据文意，下列行为没有体现学者的人间情怀的一项是（ ）（3分）
小题4:本文题目是“学者的人间情怀”，请通读全文，概括“人间情怀”的含意（4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