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价值学说，可称为内在价值论或道德至上论。孔子主张“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即以道德为最高价值。孔子又有“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之说，即认为道德实践有两种境界，一种是为道德而实行道德，一种是以道德有利而实行道德。前者较后者要高。孟子更有“天爵良贵”之说，这天爵良贵就是天赋的道德意识。人们的道德实践，就是实现这种天赋的内在价值。
　　儒家虽然主张内在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一个最高的价值标准。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是“和谐”。孔子弟子有若讲“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周易大传》讲“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礼记·礼运》讲"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大同”，《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儒家看来，道德虽然是超功利的，但这功用就是到达到人己物我的和谐。正因为如此，孔子将中庸视为一种最高的道德。中庸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以保持事物的均衡协调。
　　儒家的价值观以重义崇德为特色。但重义崇德并不意味一定要轻利贱力。孔子、孟子不讳言功。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孟子说：“当今之世，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公孙丑》）孔子不完全排斥利，要求“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周易大传》讲“崇德”，也很注重“利用厚生”，高度评价古圣先贤在发明创造各种器用方面的功绩，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系辞上传》）孔子、孟子贱力，荀子则相当重视力。他说：“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载万物，兼利天下。”（《荀子·王制》）这些情况表明，在重义轻德的前提下，给以利和力一定的地位还是可能的。但是，在与其它各派特别是法家的论战中，在反对世俗价值观的努力中，儒家却越来越把利与义、德与力分裂开来，对立起来，造成了价值观上的严重偏颇。如孟子把“利”与“仁义”对立起来，把“为利”与“为善”对立起来，把“以力假仁”的“霸道”与“以德服人”的“王道”对立起来，并且主张对发展生产、奖励耕战的法家“服上刑”，这就很成问题了。汉代的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而《汉书》又将此二语改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问题就更严重了。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陆王学派大力宣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造成了严重后果。尽管宋元明清期间也有一些儒者在义利、王霸、德力、理欲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较全面的观点，但毕竟未能取得主导地位。
　　儒家重义轻利、崇德贱力的传统有严重的偏弊，但在评价时，仍应注意分析，不可歪曲夸大。儒家反对的“利”，乃指私利而言。利这个概念，本有公利、私利两重含义，义利问题包含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关系问题。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其实国家的安定也是利，而且是统治阶级的公利、大利。儒家在反对“私利”的含义上笼统地反对“利”，在用语上有辨析不清之弊，但我们今天在评述时该当辨析清楚。“理欲”问题也是这样，儒家所谓“人欲”也是指私欲而言，而非指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及按照封建等级制度合法的物质享受。因此，把"存天理，灭人欲归纳综合为”禁欲主义”并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等量齐管，是不正确的。力在古代哲学中也有多种含义。它既包括自食其力之力，即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力，也包含军事刑罚之类的的暴力。儒家反对的主要是暴力，但也有轻视身板的锻炼、生产能力的提高的偏向。
1．下列不能作为“儒家的最高的价值标准是‘和谐’”的依据的一项是